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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情势下国际投资及贸易法律风险防范指引

2020-02-25 分享至: QQ 微博 微信

为有效防控疫情,我国采取了部分地区“封城”、限制人员流动、企业暂时停工停产等措施,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以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取消与我国之间的航班、进行入境管制等,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企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帮助企业防范和解决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争议,我们编制了本指引。




一、涉外投资




案例一



K国某餐饮公司在我国有多家子公司,实力雄厚。我国某公司看好该餐饮公司在我国市场的未来发展,于2019年12月初与该K国公司进行洽谈,达成受让该公司30%股权的初步意向,但在尽职调查阶段,受疫情影响,在我国经营的该餐饮公司的子公司长时间停业经营,遭受较大损失。我国公司可否以“不可抗力”为由解除投资意向协议?如果投资协议已经在履行阶段如何应对?



01

当前处理涉外投资贸易事宜有何一般性的原则及前提尤其是有别于非涉外投资贸易的原则及前提


第一,约定优先原则。处理涉外投资贸易事宜首先应查阅合同及当事方签署的其他文件,如上述文件中有相关约定,应优先按文件中的约定处理;在上述文件中无相关约定的情况下,才应依据法律相关规定及参考本指引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进行处理。

第二,首先确定准据法。有别于处理非涉外合同事宜的是,处理涉外投资贸易合同事宜首先要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应适用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或哪些国际条约、公约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确定时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应依据冲突法的规则处理。除非另有说明,本部分的意见和分析均基于相关涉外投资贸易合同的准据法为中国法的前提。


02

疫情可能对中国的涉外投资项目产生哪些直接影响


目前各国均未因疫情直接针对中国的输入性或输出性投资采取任何负面措施,而仅对中国人员或货物采取入境管制、暂停签证、检疫隔离等措施。这可能会造成与中国涉外投资项目相关的人员、物资出入境受阻,从而影响涉外投资项目的合约达成或项目执行。


03

涉外投资项目能否以受疫情影响为由而取消


应当视项目的具体情况,尤其是项目文件的规定及项目进行的阶段而定。一般原则是,首先应当查阅项目文件对于项目在何种情况下可取消、如何取消的相关规定,并依其进行。如项目文件无相关规定,应根据项目进行的不同阶段具体分析。


04

涉外投资项目处于刚签订投资意向书的阶段能否以受疫情影响为由而解除投资意向书


应当视投资意向书的内容而定。如投资意向书已具备投资协议的基本条款则不能擅自解除。以涉外投资中的涉外股权投资为例,如投资意向书已具备投资各方、投资额、股权比例、利润分配等条款,该投资意向书不能以疫情影响为由而擅自解除。反之,如投资意向书不具备上述条款而投资方不再有投资意愿,其即可单方解除投资意向书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05

涉外投资项目处于尽职调查阶段,疫情造成投资标的所在国对中国公民入境管制、暂停签证、检疫隔离而导致尽职调查无法进行,应如何应对


对于必须现场进行的尽职调查,可委托当地中介机构进行。对于不是必须现场进行的尽职调查,则可在线上完成。以境外矿业投资项目为例,对目标公司重要资质文件原件的核查、现场作业管理水平、安全保障措施、环保合规程度、社区关系的真实情况等,可委托当地中介机构现场进行;对目标公司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访谈,则可通过视频进行。



06

涉外投资项目处于刚签订投资协议但尚未履行的阶段能否以受疫情影响为由而解除投资协议


疫情影响不能构成解除投资协议的充分理由,但可以是迟延履行投资协议的合理理由。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属于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但就投资协议而言,即便疫情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亦未至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是因为涉外投资项目通常有较长的履行期间,而疫情影响是暂时的;待疫情影响消失后,投资项目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07

涉外投资项目处于履行阶段,疫情造成中国政府部门对中方投资者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备案等手续迟延会对涉外投资项目造成什么影响


这会使外国被投资方对交易的确定性产生担忧,其可能要求中国投资方支付反向分手费或提供保证金,以提高中方的违约成本从而对抗交易的不确定性。中国投资方应对此有所预期,并提前评估投资项目在附加上述费用后,在商业上是否依然可行,从而合理决策项目的发展。



08

涉外投资项目处于协议履行阶段外方投资者已履行或部份履行投资义务,因疫情造成作为投资标的的中国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而导致价值贬损外方投资者能否解除投资协议 


首先应审查投资协议的相关条款。如投资协议约定,交割前投资标的价值较评估价值的变化超过一定幅度投资方有权解除投资协议,则照此执行。如投资协议无相关条款,则是否能解除投资协议应视价值贬损是否已达到交易显失公平的程度而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09

疫情在何种情况下会对境外投资标的的价值造成影响如何应对


如作为境外投资标的的境外目标公司在中国境内设有重要子公司、门店或工厂,或者主要供应商或客户为中国企业的,疫情可能会对境外目标公司的价值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疫情对目标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机构或业务伙伴的生产经营、资金情况、偿贷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而造成的。中国投资方可通过估值调整等合理方式保护自身利益。




10

涉外股权投资协议中存在对赌条款因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团队无法实现对赌协议约定的业绩对赌条款是否可以不再履行 


如果疫情对业绩的影响达到使继续履行对赌条款对一方显失公平的程度,可以不再履行对赌条款,但另有约定的从约定。首先,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确认,除非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对赌条款应当依约履行。其次,疫情应视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在疫情严重影响业绩,达到继续按对赌条款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的程度,可以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不再履行。最后,如果以发生不可抗力导致继承履行合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或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而主张不再履行合同的,应当收集固定相应的证据。


案例二



2019年10月我国某知名建筑公司与A国某文化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我国的建筑公司负责为A国该文化公司在A国修建一栋文化博物馆,工程材料及施工人员大部分由中方从中国提供,并在春节假期结束后开工。疫情发生后,A囯政府自2020年2月1日起限制中国公民入境。由于工程施工人员段时间内无法抵达A国开工,工期延误已成定局。中国公司将面临外方客户的违约申索,中国公司应如何应对?


11

涉外工程投资的海外工程承包中本次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


这需要根据合同约定的准据法的不同分情况讨论。国内的普遍观点是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可以适用不可抗力的相关规定。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本次新冠疫情正符合“不能预见、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若合同准据法并非中国法律,则需要首先看合同中是否有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其次则要考虑合同准据法中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因为不可抗力这一概念在国际范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范围,大陆法系国家对不可抗力的规定存在不小的差异,在普通法系国家中更是没有规定相关概念。因此在海外工程承包合同中,不可一概而论。



12

涉外工程投资的海外工程承包中,为证明疫情的发生及造成的损失需要提供哪些证明


如果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本次疫情符合不可抗力的情形,则承包人应该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注意搜集证据、固定证据,并及时通知相对方,请求对方配合以减少损失。需要提供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1)证明发生疫情的证据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此次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新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的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1号公告、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防控通知等。
(2)证明工期延误的证据
例如停工通知、复工通知、往来邮件、施工日志等可以证明工期延误的证据。
(3)疫情与工期延误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
可以包括国内和国外因素。国内因素如在国内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因疫情采取的管制措施,国外因素如项目所在国家的出入境管制导致人员、原材料等无法正常运输。
(4)证明额外费用的证据
例如员工加班费、场地管理费、赶工费等等,保留相关收费的证明材料。
(5)己方已履行减损义务的证明
承包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具有减损义务,尽可能减少不可抗力带来的损失。否则,承包商无权对扩大损失部分主张免责。具体包括设备材料清单和照片、对现场采取的保护措施等。
(6)其他证明文件
若工程合同中对技术人员有特别要求,而因疫情引起的出入境管制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正常到岗的,保留无法履职的证明;各国海关因疫情而出台的新政策导致时间、费用变化的也应当保留相关证据等等。



13

如果本次疫情被认定为不可抗力情形,海外工程合同的承包人能否以本次疫情构成不可抗力要求减责或免责


这需要根据合同约定的准据法的不同分情况讨论。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若合同适用中国法律,则承包人可以要求对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的民事义务部分免责。
若合同约定适用其他国家法律,则需要遵循相关国家法律规定处理减责或免责主张。



14

减责或免责的范围是什么


需要根据合同约定的准据法的不同分情况讨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的民事义务部分,不承担民事责任。一般而言,免责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具有减损的义务,即免责方有义务尽可能减少不可抗力带来的损失,避免损失的扩大,并且免责方无权对扩大损失部分主张免责。因此承包方不可因为不可抗力而消极怠工,应尽快采取措施,降低损失。例如工程合同中约定有技术人员,而原定技术人员因出入境管制而无法到岗的,应及时寻找可替代人员;原定原材料因进出口管制而无法运输或运输成本大幅增加的,应及时替换成其他产地的原材料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若合同约定适用其他国家法律,则需要遵循相关国家法律的规定处理减责或免责主张。



15

海外工程合同的履行后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如果合同继续履行,首先承包方应注意两国海关对于进出口方面的政策;其次应该关注项目所在地后续对于人员、设备、原材料是否有特殊的检验检疫流程。



16

本次疫情对后续签订海外工程合同带来哪些启示


(1)后续签订海外工程合同时,应注意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抗力的情形,并对于不可抗力发生后的责任分配要进行约定;
(2)签订海外工程合同时因同时考虑国内法以及准据法,尤其注意法律规定中的不同之处,避免出现遗漏情况;
(3)根据本次疫情的经验,建立、完善应急机制,制定针对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





二、国际贸易





案例三



某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在2019年11月接到境外客户价值150万元的订单,需分三期于2019年12月底、2020年1月、2月底交货。该企业在如期完成第一批货物如期完成交货后,由于受疫情影响,企业无法正常开工,不能如期向客户交付货物。该企业能否以此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或以其他事由,免除迟延交货的责任?如果境外客户提出解除合同,赔偿损失,该企业应当如何应对?



17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被WHO定位为PHEIC是否构成国际贸易合同中的“不可抗力”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的惯例,若贸易双方在合同中已约定了“不可抗力”条款及其具体条件,且新冠病毒疫情符合该条款规定,则优先适用该条款。
若合同中并未规定“不可抗力”条款,则看合同中约定适用的准据法。目前各国对于“不可抗力”并无统一的规定和适用,因此需要关注准据法所适用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有“不可抗力”或类似规定。在我国,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疫情期间因政府采取相应防控措施而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属于不可抗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则当事人可据此免除责任。



18

出口企业主张“不可抗力”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建议企业向中国贸促会申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以及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证据,例如政府发布关于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停产停业、停止复工、采取隔离措施的公告,企业员工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确诊证明、隔离证明等。



19

除了“不可抗力”PHEIC是否可能构成“情势变更”或“合同受阻”


PHEIC还可能构成“情势变更”或“合同受阻”等情形。
“情势变更”概念通常出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即指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作为国际商事惯例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于“情势变更”的类似规定为“艰难情形”,是指在合同订立之后,发生了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合理预见、不能控制的事件,其风险不应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该事件的发生会改变合同双方均衡。“合同受阻”多出现在英美法中,是指发生了使合同丧失订立基础的事件,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根据“情势变更”或“合同受阻”的定义,作为“PHEIC”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有构成“情势变更”或“合同受阻”的可能。



20

根据WHO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PHEIC定性企业如何降低或预防国际贸易合同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首先,应当及时将因疫情而导致合同延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情况通知合同相对方,以减轻对方损失,在合理期限内向对方提供证明,这是国际通行的及时通知和积极减轻损失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也有相关规定。
其次,合同相对方可能因疫情为由解除合同,若合同因此解除,对于我国出口企业将造成严重打击。为应对这一情况,我国出口企业应核查合同中是否存在允许因疫情原因赋予合同相对方合同解除权的依据,另外可主张,合同相对方并未受疫情影响而产生符合解除合同情况的事由,除非其提供证据证明这次疫情使其所在国实际出台了禁止性强制规定,或者这次疫情导致货物本身品质下降以致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这次疫情导致出现了其它可以解除合同的约定或法定事由。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抗力并不能免除金钱债务的迟延履行之责任。
再者,企业应与合同相对方积极沟通,对于可以如约履行的合同尽量依约履行;不能如约履行的,协商调整合同履行方式、履行时间或采取替代措施,例如修改合同或签订补充协议,向对方积极解释已作出最大努力减轻对方的风险或损失,最大程度取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21

不可抗力证明是否可为贸易合同双方所认可存在何种效力


以中国贸促会开具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为例,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是指由中国贸促会及其授权的分支机构应申请人的申请,向申请人出具的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证明, 属于国际商事领域中的事实性证明行为。该证明本身不会直接认定企业遇到不可抗力情形,而是证明发生了延迟复工、交通管制等客观事实;即仅证明相关客观事实,而非对该客观事实的性质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作出认定。
贸易合同双方是否认可不可抗力证明,取决于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以及双方在疫情发生之后的沟通情况、补充协议等而确定。
目前国际上对于不可抗力证明的效力没有统一的规则,且实践中,不可抗力证明并不必然直接免除企业责任。目前各国对于不可抗力证明的态度有两种:一是认可不可抗力证明为存在“不可抗力”的直接证据,二是将不可抗力证明作为间接证据或补充证据。据中国贸促会介绍,由其出具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已得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海关、商会和企业的认可,在域外具有较强的执行力。



22

不可抗力证明如何办理


企业可通过线上认证平台 http://www.rzccpit.com/,向中国贸促会申请办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企业需要准备的佐证材料包括:企业所在地政府、机构出具的证明/公告;海陆空相关延运、延飞、取消等通知/证明;出口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订舱协议、货运代理协议、报关单等;其他所能提供的材料。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咨询联系电话为010-82217027/7035/7010。另外,企业亦可与当地贸促会联系办理,联系方式参见https://www.rzccpit.com/company/organization.html。



23

疫情期间,外贸出口企业的出口订单未发货应采取何种措施,以充分履行己方义务降低违约风险


首先,应将未发货的出口订单进行分类,确定哪些可依约履行、哪些可能需要延迟履行、哪些确实无法履行,以便针对不同的订单情况采取措施。对于可依约履行的出口订单,应依约安排发货,并与上游供应商保持沟通,以保证上游供应充足,同时应密切关注物流、海关、港口的情况,以确保正常发货。
其次,若订单确实需要延迟履行或不能履行,应当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及时向境外进口商解释延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原因,例如政府为防控疫情采取停产停业、交通管制、出口管制、强制隔离等措施,造成员工紧缺、货物无法运输等情况,导致依约发货存在困难,同时提供包括不可抗力证明在内的相应证明,采取措施以尽可能减轻境外进口商的损失;另外,可主动与境外进口商沟通协调出货时间,修改订单或签订补充协议,随时向对方就订单履行的情况进行更新。
最后,外贸出口企业应核查合同中以及合同约定的准据法中是否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免责事由,充分了解己方和对方可延迟履行、解除合同的条件和情形;同时要对双方的书面沟通情况进行保存,保留自身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以应对双方无法就订单的后续处理达成一致意见、并产生商事纠纷、需要采取诉讼或其他方式解决纠纷的情况。



24

疫情期间,订单尚未安排生产境外客户催促交货如何处理


首先,应确认《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1月28日)发布前,是否已超过了订单约定的交付日而未交货。如果在该通知发布之前就已经超过了约定交付日而未交货,则企业已构成违约;如果尚未超过约定交付日,建议企业应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向客户告知广东省在该通知中要求企业延迟复工的时间和内容,并主动办理、提供包括不可抗力证明在内的相关证明。
其次,建议企业主动与客户沟通,根据政策变化和人员、物资、物流、进出口等各环节因素,修改订单中的货物交付时间、交付方式等内容。
与合同相对方的一切沟通内容、己方充分履行己方义务的证据都应妥善保存,以应对可能无法交货而导致的商事纠纷。




案例四



中国某纺织品进出口企业A拟向J国某国际贸易公司B出口一批成衣,双方约定交货条件为2020年2月15日FOB深圳,银行根据B公司申请向A企业开具了信用证。
受疫情影响,A企业不得不推迟20天开工生产,导致货物延迟至2月25日才在深圳港完成装运。且受疫情影响,原材料、员工工资、运输成本大幅上涨,A企业拟要求与B公司重新确定该批成衣的价格。
该批成衣到达目的港后,B公司拒绝提货和付款,理由是A企业迟延交货构成违约;且该批成衣是在疫情期间在中国制造并装运,存在携带病毒的风险。
双方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中方企业应如何处理,以维护自身权益?



25

若企业在防疫期间交货延误客户主张违约,企业应怎么做


企业应当确认交货延误与防疫是否存在关联,例如是否因政府防疫采取交通管制、出口管制、停产停业、强制隔离等原因,导致出货时间延长、员工短缺或货物无法运输等情形,该防疫原因是否符合合同中或合同约定的准据法中的“不可抗力”或其他免责事由,符合免责事由的情况下,企业可主张免除其交货延误的责任,客户无权主张违约。



26

疫情期间,客户对交易产品与病毒相关的安全性问题存在质疑,企业应怎么做


建议企业主动向客户就交易产品安全性释疑,收集证明疫情并不影响交易产品安全性的证据,例如提供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企业生产环境安全的检疫报告、企业在防疫期间采取的消毒措施相关证明等,也可以采取邀请符合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就交易产品成品和产品生产环境的安全性进行评估的方式。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从中国出口的货物不会携带病毒,原因是新冠病毒无法在物品上长期存活。



27

疫情期间,若存在客户不提货或不付款的情况企业应怎么做


建议企业首先关注,贸易合同中是否有约定、或合同适用的准据法是否有规定,允许该客户拒绝提货或拒绝付款的情形和条件,以及疫情是否满足该情形和条件。另外,应确认自疫情发生,客户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是否出台了强制性禁止令,禁止客户提货或付款。若客户不提货、不付款的情形是基于以上原因,建议企业与客户沟通是否修改合同中关于提货、付款的相关内容,以促进合同能够切实履行。
若贸易合同中及法律中并不存在允许客户拒绝提货或拒绝付款的情形和条件,建议企业可联系停运、转售以挽回损失,另外可向客户提出支付价款、违约赔偿等主张。



28

疫情期间,基于防疫原因、产品成本上升卖方可否主张要求提高货物价格


建议合同双方确认合同中是否有允许卖方提高货物价格的条件和情形。若有,则优先适用合同约定。通常而言,疫情期间受交通管制、停产停业等影响,生产产品的人力和资源成本都可能有所上升,进而影响到合同订立的基础,国际贸易合同中,买卖双方可能通过主张“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或“合同受阻”等事由主张修改合同中约定的货物价格。疫情期间,基于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允许合同一方根据以上事由修改货物价格,则卖方可提出提高货物价格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卖方还应证明产品成本上升确实源于防疫原因。若防疫并不必然导致产品成本上升,则卖方主张提高货物价格缺乏事实依据。



29

疫情期间,若出口企业与进口商签订了贸易合同进口商已向出口企业开具了信用证,但无法准时交货出口企业应如何处理


出口企业应与进口商商洽,争取其修改信用证的交单时间,或重新约定信用证之外的其他付款方式。
信用证支付需要满足“单单相符”和“单证相符”的原则,这种支付方式对于承付、议付或承兑在时间上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超过规定的交单日可能会因单证不符导致银行拒绝承兑。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春节假期可能会导致信用证到期日和最迟交单日有所顺延,但疫情原因导致银行暂时歇业,信用证到期日和交单截止日可能不会顺延,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第36条,银行对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营业中断的后果概不负责,恢复营业后,银行对营业中断期间已逾期的信用证,不再进行承付或议付。
若确定延期交货确会导致单证时间不相符、信用证无法承兑,建议出口企业与进口商沟通,充分说明信用证可能无法承兑的原因,并提供相应的证明,请进口商修改信用证上的交单时间,或重新约定信用证之外的其他付款方式。



30

疫情期间,进出口企业之间出现贸易纠纷,应如何解决


首先,建议进口企业与出口企业应充分有效沟通,确认贸易纠纷中双方关注的争议点,积极对话以寻求对双方利益的最佳方案。同时,企业应保留记录沟通情况的所有证据。若通过沟通方式确实无法解决纠纷,企业应关注贸易合同上约定或准据法中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向相关争议解决机构提出“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等抗辩主张,并提供对己方有利的证据,如不可抗力证明、己方已尽最大努力降低对方损失方面的证据等等。



31

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为外贸企业今后在防范贸易合同风险,有怎样的启示


建议今后在起草贸易合同的“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等免责条款时,以描述+列举的方式起草,尽可能地列举构成“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的具体情形,尤其注意将重大疫情列为构成“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的情形之一。对于构成免责事由之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变化,应在考虑政策变化、交通、物流、人力资源、海关管制等因素的情况下,在合同起草阶段尽量减少因疫情同等严重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迟延履行所承担的风险。


来源: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